概述

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世代传承并且主要是用口头方式流播的一种语言艺术。民间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用文字典籍来表达和传播的作家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历史上还曾对作家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民间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历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杭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是浙江省的省会，位于钱塘江下游北岸，京杭大运河南端。杭州市区，以及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七县（市、区），被誉为令人称羡的锦山绣水，素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著称。这里景色秀美，物产富饶，又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历代人才辈出，蕴藏在底层民众之中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无法穷尽。凡此种种，造就了这一方得天独厚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这一带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于是又为这里民间文学的发育成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终于造就杭州民间文学令人瞩目的辉煌。

一

一般认为，民间文学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发明，但又迟于人类语言的诞生。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采集和渔猎经济已有一定发展，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出现，当时的一些雕刻和绘画已经透露出原始宗教种种痕迹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在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着一些神话、传说和动物故事了。那时候，简单的歌谣大概也已经产生。

杭州郊区的良渚文化，距今有四千至五千年的历史。有的学者从良渚玉器上的一些刻纹图案出发，大胆地进行神话学的解读，他们的探索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良渚玉器上曾反复出现有关鸟的刻纹，就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典籍中多次提到的鸟神话有着某种联系，这种鸟神话的口头讲述一直延续到当代.而良渚玉器上著名的神人兽面纹，也有人认为可以解读为伏羲神话。

有关大禹和防风氏的神话故事，至今仍在杭州一带的民间广为流播。大禹神话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国语》《楚辞》《拾遗记》《吕氏春秋》这样一大批古籍。时至今日，许多杭州人仍在讲述着当年大禹在这一带治水的神话故事。“余杭”这个地名原称“禹航”，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大禹而留下的，这已经成为杭州人耳熟能详的掌故。

防风氏神话也有着悠远的历史，早在《国语》《史记》《博物志》《述异记》等古籍中即有记载。而在杭州民间，我们则发现了当代口头讲述的记录。防风氏是和大禹同时代的神话人物，传说他是个治水英雄，后被大禹杀害。由此可见神话传承生命力之旺盛。

追溯民间故事在历史上的足迹，我们不得不借助于一大批典籍。在杭州历史上，可以被我们引起重视的这一类古代文本不胜枚举。我们必须提到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对于伍子胥传说、西施传说的记载；《东观汉记》《高士传》《后汉书》对于严子陵传说的记载；《幽明录》《异苑》对于孙权祖先种瓜发迹传说的记载；《湘山野录》《吴越备史》《咸淳临安志》对于钱镠传说的记载；《钱唐记》《钱塘遗事》对于钱塘江传说的记载；《搜神记》《齐谐记》《搜神后记》《朝野佥载》《甘泽谣》等对于这一带一大批幻想故事的记载。

在杭州民间文学史上，西湖传说，以及在西湖传说中占有很重分量而又被称之为“汉族四大传说”的白蛇传传说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也是我们所必须提到的。这三种传说目前均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特别的保护。杭州作为它们的申报地区，因而有着不容推卸的重任。有关这三种传说的口头讲述活动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宋以后，在杭州的民间文学史上还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集里往往留下了较多的，当年流传在杭州一带的民间故事文本。

南宋作家洪迈，是当时杭州西溪一带名门洪氏家族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晚年撰《夷坚志》420卷，今存206卷，篇幅之大，一向为人称道。为了写《夷坚志》，他曾广泛发动他的门生、亲友通力合作，形成一定的采风规模。从现存篇章统计，约有700多人为此书提供素材。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可以称之为杭州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故事采集活动。这部巨著中保留了不少当年活跃在杭州民众口耳间的故事，因而必须予以特别重视。

明清时期，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袁枚的《子不语》，德清人而长期寓居杭州的俞樾所撰《右台仙馆笔记》、杭州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笔记》、徐逢吉的《清波小志》、范祖述的《杭俗遗风》等，也是研究这个时期杭州民间故事的重要史料。此外，在一些外地文人的著述中，有时候也会发现杭州民间故事的相关史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俞樾，他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晚年却迷恋于民间故事的采录。他曾写过一个《征求异闻启》，文云：“伏望儒林丈人、高斋学士，各举怪怪奇奇之事，为我原原本本而书，寄来春在草堂，助作秋灯丛话。约以十事为率，如其多则更佳。”这就很像后世征集民间故事记录稿的做法。他的做法和南宋洪迈一脉相承，而他们两人也果然都获得了成功。当时甚至还有日本友人为他送来一批日本民间故事，也被他收入《右台仙馆笔记》之中，这在杭州的民间文学史上也是一段难得的佳话。

俗文艺作家往往利用民间文学材料进行改编再创作，为民间文学的保存和繁荣作出重大贡献，这在杭州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少可圈可点的篇章。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及在此之后的一些“白蛇传”宝卷、弹词、戏曲作品，曾在“白蛇传”传说的口头流播历程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而在济公传说的流播过程中，明代杭州人沈孟泮《钱塘灵隐济颠禅师语录》等一大批“济公”题材俗文艺作品的流播，则曾对当年的口头讲述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明代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清代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既取材于杭州民间故事，同时又反过来对于杭州一带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历史上，散文体的口头故事总是和韵文体的歌谣、俗曲、宝卷；戏曲曲艺的表演；乃至年画、剪纸、雕塑的播布；话本、拟话本、通俗小说在坊间的翻刻与销售相呼应，它们交相辉映，都在为民间故事的繁荣出力，甚至于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在西湖传说中，有关苏东坡、岳飞、于谦、苏小小、济公、城隍周新等人物传说则特别引人注目，它们各具特色，大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在杭州范围内，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诸如勾践、罗隐、小康王赵构、乾隆下江南、商辂、海瑞、陈硕真、方腊、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传说，以及各地的地方风物传说、笑话、寓言、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也都精彩纷呈，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二

历史上，杭州一带的歌谣也和民间故事一样，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宝库。晋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吴歈越吟”，当是这一带民间歌谣的泛称。如果进一步搜寻，有一首《杭州民诵房使君》值得一提。这首民谣被收入《古谣谚》卷七十六，谣云：“虽有饥馑，必遇丰年。大盗既去，我公来臻。”歌谣称赞的是唐贞元年间曾任杭州刺史的房孺复。

唐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曾在这一带“保土安民”，留下不少佳话。《湘山野录》、《枫窗小牍》、《吴越备史》等典籍都曾提到，钱镠原来是很会唱家乡民歌的。据说他当年衣锦还乡，在临安设盛宴款待父老乡亲，敬完酒后唱了一首文诌诌的《还乡歌》，大伙儿都听不懂。钱镠也觉得有些不尽兴，就索性扯开嗓子又唱了一首山歌：“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唱罢，顿时“合声庚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钱镠这样一个大人物居然也深知民歌的巨大作用，可见民歌之珍贵。

宋代，杭州一带的讽刺歌谣很有影响。比如“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暗指童贯、蔡京两个奸臣。“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发酒醋。”刻划世态，入木三分。又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满头多带假，无处不琉璃。”“满头清，都是假。这回来，不作耍。”则讽刺奸相贾似道，也都令人难忘。

明代，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因采录民间歌谣而被革职罢官甚至锒铛入狱的大案，也值得一说。明正德年间，富春江一带流传着一首《富春谣》：“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一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水，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亦无。於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这首明代的民间歌谣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与《诗经·魏风·伐檀》等名篇媲美。它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这里同样有着一段令人深思的掌故。当时，浙江按察佥事韩邦奇在下乡巡查刑狱讼事时听到了这首民谣，联系到当时的民情，此人出于“补天”的良好意愿，而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竟把这首歌谣如实记录下来，连同他的调查所得，一并上奏给明武宗，于是捅了个大漏子，遭到政敌攻击，说他“咒天怨地，诽谤圣上”，最终落得革职入狱的悲惨结局。而这首《富春谣》也正是因为这件冤案而被载入史册，留传至今。

明代作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所记谣谚，同样十分珍贵。歌谣“月子弯弯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行好酒，几人飘蓬在外头。”“约郎约到月上时，看看等到月蹉西，不知奴处山低月出早，还是郎处山高月出迟。”谚语“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等等，也是人们常常要提起的。这本书里还记录了明代杭州颇为流行的谜语和隐语，极具学术价值。

清代，杭州人翟灏编著的《通俗编》面世，此书记录民俗语言之丰富，一向为语言学界称道，早已成为研究谚语、俗语的学者所必备。

三

如前所述，在古代作家留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我们大致上寻觅到杭州民间文学的历史足迹。不过这和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毕竟有所不同。古代作家记述他们当年所听到的口头文学，其动机和今人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的文学主张、审美情趣和行文习惯总是那样地千姿百态，他们还不可能用今天意义上的科学的方法去记录民间文学。古代文言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也是一大原因。这种局面一直要到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在中国建立，才会有较大改观。于是我们有必要追溯民国时期的杭州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活动。

1905年，杭州籍学者夏曾佑率先提出春秋以前的古史为“传疑时代”的著名论断，对于古代神话和古史研究都有着重要影响。杭州人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在整理和普及古代神话方面也功不可没。

1928年秋，钟敬文来杭州工作，一直到1937年10月，这中间除了赴日留学两年多之外，他在杭州工作6年多。在杭期间，他和钱南扬、娄子匡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被学界称为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其重要程度由此可见。有了这方面的领军人物，再加上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一种氛围，杭州的学人们致力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范畴里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出现了许多令全国同行都为之瞩目的成果。当时有一种《民间》月刊，先在绍兴，后搬至杭州，发表过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历来为学者所推重。特别要提到的是富阳人叶镜铭，曾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复刊后的《歌谣》周刊和杭州的《民间》月刊上发表过大量民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采录自富阳和绍兴一带，诸如《嫁蛇精》《田螺精》《得天财》《两兄弟》《靠天靠地靠自己》《石狮嘴里有血》等，往往代表了一些重要的民间故事类型，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回顾这段历史，前人在当年相对较为艰难的外部条件下，开拓山林，筚路蓝缕，他们的工作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的民间文学事业进入一个新时期。尤其是197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成立，后改名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该会下属的杭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搜集整理杭州市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首先要提到的是《西湖民间故事》的出版。这个工作早在1959年春天就开始了，杭州市文化局组织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杭州、西湖一带的民间故事，获得各类记录稿近400篇。“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1978年，重新整理后的书稿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一再重印，总印数达100多万册，后又出版英译本，可谓一炮打响，在全国民间文学界被传为美谈。

此后，又有不少民间文学书籍陆续出版，显示了杭州民间文学界的雄厚实力。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方腊民间故事》《三江两湖传说》《苏东坡在杭州的传说》《钱王传说》《吴大帝传说》等。时至今日，这一类书籍的出版犹如雨后春笋，已经无法一一列举了。

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联合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化工程。当时余杭县作为普查和县卷编选的试点，先走一步，取得了可喜成果。1986年，全省普遍开展民间文学普查。在杭州市范围内，这次活动的成果主要表现为1989年《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故事卷》和《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歌谣谚语卷》的公开出版。与其配套的，还有杭州市属各区、县（市）民间文学集成卷的内部出版。

20世纪末杭州市范围内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留传至今的一大批集成卷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反映了杭州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民情风物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杭州先民的聪明才智、爱憎情感、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可以说是集杭州民间文学之大成，也为此后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五

民间文学的历史十分悠远。总的说来，它是与传统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一种文化事象。长期以来，它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在底层民众间播布，或者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毕竟还缺乏有力的保护机制。

遥想当年的农村，人们并没有阅读文本的习惯，更不用说接触其他的传媒了。田头地角，农家场院，几乎到处都弥漫着口头方式传播的传说故事和歌谣谚语。尤其是到了农闲时节，或是在傍晚休憩时光，一堆人围着听故事，或是一群人在对歌，可以说是常常可以见到的风景线。这也是当时人们与外界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然而面临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当前的社会环境，无论城乡，几乎都发生了一系列突变。在家庭里，电视机、电脑、手机、书籍和报刊的普及正在改变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一堆人围着听故事的情景已经很少出现，甚至连家人间的聊天都已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许多农民索性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成为异乡的新市民。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加快，人们所可以接触到的传媒越来越多，甚至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于是，讲故事，说笑话，唱歌谣，说谚语之类的传统民间文学活动越来越淡出人们的生活，变得十分陌生起来。肚子里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和歌谣的老人越来越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人亡歌歇”的忧虑。

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人们随时随地都会接触到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信息。今天的时代又十分提倡个性的张扬，人们有理由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在这样的形势下，传统的民间文学和其他各个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正承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考验，出现了濒危的趋势。这样一种局面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上各阶层民众的普遍关注。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2003年7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年，我国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启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普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至此，在这条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普遍自觉地把我们的保护对象由原先的民族民间艺术扩大到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于是，对于民间文学资源的普查及其一系列保护工作又一次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近一二年来，杭州市各地的文化部门普遍加强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组织领导，抽调精干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全市形成区县（市）、乡镇（街道）、村三级普查队伍达7150余人，充分依靠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老干部、老教师、老艺人、老工匠、老土地，广泛发动中小学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形成普查热潮。迄今已在全市范围内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35万余条，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调查项目23000多条，以作进一步的细致调查。这中间也就包括了民间文学范畴里的许多宝贵资源。我们必须指出，近一二年来对于杭州民间文学资源的普查是在20世纪末杭州市范围内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我们对于曾经在这个领域里作出过无私奉献和辛勤劳动和人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已经在我国大致形成。许多优秀的、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了各级名录。在杭州民间文学范畴里，迄今已有梁祝传说、白蛇传传说、西湖传说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入浙江省非遗名录的还有杨乃武与小白菜传说、钱镠传说、朱三与刘二姐长篇叙事民歌；进入第一、二批杭州市非遗名录的还有苏小小传说、济公传说、西施传说、孙权传说、方腊传说、陈硕真传说、念四胡子机智人物故事、皋亭山传说、防风神话、运河船歌、海瑞传说、商辂传说、玲珑山传说、罗隐传说、岳飞传说、苏东坡传说、钱塘江传说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项目进入了杭州市属各区、县（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述四级非遗名录又是开放性的，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将有更多的民间文学项目进入各级名录。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间文学卷》的编撰工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里开展起来的。我们的工作基础主要是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和已经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录，同时又充分注意到20世纪末杭州市范围内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成果。

由于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正在逐渐完善，它与民间文学界历来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不尽一致，也就给本卷的编撰带来某种困难。或者说，有一些问题还有待探索，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现行名录制度强调名录的“申报地区或单位”，这在许多时候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切实可行的，但也有例外。比如民间文学在历史上的流播十分活泼生动，往往会冲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于是就会在今天引起若干个“申报地区”之间的争执。或者说并没有引起争执，却可能产生误会。比如，进入国家级名录的西施传说，其申报地区是诸暨。而实际上，在绍兴、杭州、嘉兴，以及江苏的苏州一带，历史上都有相当丰富的西施传说在流播着。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济公传说，其申报地区是天台。而实际上，许多济公传说都以杭州西湖为背景，济公传说早已与杭州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果说名录制度的逐步完善应该充分理解，那么我们这本书的编撰体例却不得不当机立断。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许多申报地区并不是杭州的民间文学项目也都编入了这本书，主张动员更多的人来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现行名录制度中的民间文学部分特别强调“传说”的项目，这当然是十分应该的。但是相比而言，一大批“狭义的民间故事”，诸如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狼外婆、田螺姑娘、不怕鬼、两兄弟、巧媳妇、傻女婿……如何进入名录制度并引起我们的关注，却至今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这个话题上引申开去，民间文学学科意义上的许多类别如何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这还涉及歌谣、谚语等领域里的许多内容，都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我们这个卷本的编撰也因此在这方面留下了一些缺憾，只能在以后设法弥补了。

民间文学传承人的认定，在客观上要比戏曲曲艺、民间美术、手工技艺这些门类困难些。也可能有一些“故事篓子”、“山歌大王”还没有被我们发现。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之，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对于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介绍还太少，无疑是个薄弱环节。

我们的面前形势大好，我们肩上的担子却依旧沉重。如何在民间文学范畴里形成科学的保护机制和格局，使得我们祖先世代传承至今的这样一种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活动能在今天得以延续，形成一种活态传承，乃至发扬光大，而不只是让它们保存在文本和数据库里，这里还有着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做，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在保护杭州的民间文学遗产方面尽一点绵薄之力。